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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济古国寻踪
发表日期:2009-3-5 16:12:55   阅读:7468次

百济古国寻踪

 

徐作生

一、世事沧桑话百济

    唐高宗显庆五年(660),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新罗国,受到西南部百济国的攻打。为解救这一危局,新罗国向中国唐朝发出紧急求援。

    唐高宗(唐朝第三世皇帝李治)接到求援信后,立即颁发诏书,派遣大将军苏定芳率领10万大军,火速驰救

    苏定芳的水军势如破竹,于百济境内的百江入海口南岸登陆,而此时的新罗军队也已通过了炭砚隘口,双方夹击,百济王朝的国都很快陷落,国王扶余义慈及太子扶余隆等58人被送往京师长安(今西安)。唐高宗李治后来采取宽宥政策,将他们全部释放。苏定方平定百济后,撤兵回国,留名将刘仁轨驻守熊津。唐高宗下旨,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、马韩、东明等五大都督府,分别统辖故百济的三十七郡、二百座城镇。

    当时,为了感谢唐朝的救援,新罗国王制作了一面锦旗,上作五言《太平颂》,呈现给高宗,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:“大唐开鸿业,巍巍皇犹昌。止戈戎衣定,修文继百王。统天崇雨施。理物体含章。深仁偕日月,扶运迈陶唐。幡旗既赫赫,钲鼓何锽锽!”

    不久,故百济国王之侄福信,联合一个叫道深的谋僧,率众打出百济的旗号,在周留城反叛。同时,他们还星夜派人乘船到日本,迎故王子扶余丰为新王。扶余丰潜回周留城后,伺机反扑。但由于内讧,福信将道深杀死,并其后众,自诩大将军,拥握兵权,而扶余丰仅仅是个“主祭”而已。这时的扶余丰心犹不甘,他暗中派身边的亲信,把卧于窟室中称病的福信一剑刺死。

    唐高宗龙朔三年(公元663年)8月,日本以助百济复国为名,倾举国精锐两万七千余众,进攻新罗。“白袍大将”刘仁轨在新罗国国王金法敏的帮助下,率领他的水军,从熊津沿江引兵直下;随后,又在白江口与日本水军遭遇,双方发生激烈的海战。刘仁轨四战四捷,烧毁倭船400艘,日本残部投降,百济国王扶余丰化装成一个樵夫,慌张地扔下宝剑,脱身逃走(扶余丰后不知所终,一说他投奔高句丽,但于史无据),而他的两个王子扶余忠胜、扶余忠志以及仕女等全被捉住。百济诸城,皆复归顺。战斗结束,已是深夜,但见百江口附近一带的海面上,火势冲天,烈焰把云空和海水都变成红色,如史书上所记载的那样,“烟焰涨天,海水皆赤”。

    白江口海战,日本水军几乎全军覆灭,此后900余年,倭寇未敢再犯朝鲜。新罗国力由此日益强盛,,在大唐的帮助下,它先后征服了百济和高句丽,于公元668年统一了大同江以南地区。公元735年,唐朝承认大同江以南的领土属于新罗。它遂成为朝鲜半岛第一个统一的国家,延续267年。

二、踏勘百济熊津古城

   如今,历史越过了将近十四个世纪,古百济国旧地又是一幅怎样的光景呢?那令人思绪牵萦的白江口四百艘倭船位置究竟在何处?

    200014,经我国学术界牵头,笔者从上海起程,乘“紫丁香”轮,经东海、渤海和黄海,沿当年大唐水军的航行针路,探寻被历史的沙尘湮没将近14个世纪的四百艘倭寇船遗踪。

古百济国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,其大概位置在今韩国境内。史书中述及苏定方平百济,析熊津为都督府。熊津,据笔者考证,在韩国忠清南道所辖的公州市城郊。

    赴熊津古城,交通还算便捷,从汉城搭乘京釜线新生活号列车,至忠清南道道厅所在地大田市,约需一小时三十分;再由大田西郊巴士站搭直达车至公州,约需50分钟。这条线路比较省钱。此外,也可在汉城高速公路总站乘坐直达车,行程约需2小时30分钟。

在公州博物馆,我拜访了申英浩研究士,他赠送我一本《百济故都——公州》画册。据考证,今公州市郊的公山城,即熊津古城遗址。从公州西南徒步行走约320分钟,可看到高高的山坡上,有一座由巨石垒砌而成的城墙,这便是闻名遐迩的熊津城。城中有镇南楼、拱北楼等名胜,登楼远眺,可望见公州市容及逶迤而流的锦江。目前公山城已辟为公园,供游人歇憩之用。

    在公州的古熊津遗址勘查时,始终纳:古城不远处的一条大江,为何不叫白江,而称“锦江”?

    又据《旧唐书》记载,显庆五年(公元660年),高宗征辽,命苏定方攻百济,围其都城,百济降唐。这里所指的都城,按其年代考证,显然是有别于熊津的另一座都城。那么,当时的百济都城在哪里呢?又查韩国学者李基白教授所著的《韩国史新论》,其文考定公元660年被唐朝军队攻破的百济都城为泗泚。

    这个“泗泚”究竟何处?

    李基白教授的这部专著中,71页绘有新罗统一战争图,图中的“泗泚”标在熊津西南,周留城东北,则可知泗泚即今扶余郡一带。从图中还可以看出,熊津标有一个小圆点,而泗泚则标有双圈,说明泗泚在当时人口超过熊津,是一座繁华的都城。

三、白马江之谜被揭解

   扶余在熊津西南约30公里,汽车行驶大概需要50分钟。公元538年,百济的都城从熊津(今公州)迁往扶余,一直到公元660年被苏定方攻陷,其间凡122年,作为古都的年代要比熊津长60年。

    到达扶余的时间是111日中午时分,甫下旅馆,扶余郡厅办公室秘书就打来电话,约定我下午245分在郡厅办公室,届时俞炳敦郡守将进行接见。

    郡守,是沿袭古代的职官名。始置于战国。秦统一全国后,以郡为最高的地方行政区划,每郡置守,掌治其郡。

    由于我不谙韩语,承蒙忠清南道华侨协会会长高禄升先生想的周到,派扶余郡通晓韩语的两位老华侨作陪。

    驱车来到郡厅办公大楼,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见到我,亲切地迎上前来,同我握手,连连说:“欢迎、欢迎”。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人就是俞炳敦郡守。在郡守办公室,墙壁上方醒目地挂着一块横匾,上面题着“与民同苦乐”四个隶体汉字。这块汉字横匾是当地一个叫宋溪水的老学究书赠的。我们彼此的交谈颇为投入。从百济的立国,谈到苏定方平倭,再叙到今天的中韩友好关系。当我向郡守提出开发白马江历史旅游资源、在扶余郡建立海战史博物馆这两条建议时,他高兴地颔首以答,表示要把这些建议提请研究人员关注。

    是日晚,为解开白马江之谜,我遍访扶余郡的华裔。据当地一位沙姓老华侨说,听先辈口述,古代的白马江,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锦江。其上游,也即公州(古称熊津)上溯,经龙浦里,折东南流,经锦山,入全罗北道长水郡,这一段称锦江古人也谓熊津江;若从公州开始往下,经扶余郡,折西南流,于群山附近注入黄海,这一段称白马江。整条江流呈∩形,全长410公里,可航里程130公里,为忠清南北道大动脉。

    那么,这条白马江是不是唐代史书中述及的白江呢?回答是肯定的。古籍中不仅明确记载熊津江和白江这两段,而且对白马江,还提到这样一个典故——

    “麟德二年八月,隆到熊津城,与新罗王法敏刑白马而盟。先祀神祗及川谷之神,而后歃血。”

    这段史料告诉我们,公元665年,在唐高宗的撮合下,故百济国太子扶余隆与新罗国国王金法敏在熊津斩白马盟誓和亲。这“白马”,同指白马江;“歃血”,以指蘸血,涂于口旁,这是古人订盟时的一种仪式。

    在扶余,关于百济古国的历史遗址历历可辨。在白马江南岸,沿着悬崖绝壁至江畔的下坡徐徐而行,有一座名为落花岩的陡壁,波光岩影,风光秀丽。民间传说,当新罗和唐朝的大军追到扶余,王宫内一片混乱,三千名百济宫女被联军追赶到这块悬崖边时,走投无路,遂投江于此。当时,一群子规在悬崖顶上盘旋,久久不愿离去。这就是古诗上说的“行人悲故国,啼鸟惜余花“这个出典。

    此外,在扶余古都附近,还可发现半月城遗址、三忠祠(为哀悼殉国的将士而设)以及遭战火焚毁的军仓遗址和宫南池等等。宫南池位于扶余郡南郊,为一直径约300的小湖,湖中央有亭阁,四岸皆植柳树,景甚优美。百济时代,这里是国王拥宫女泛舟戏水的地方。

    一位世居扶余的老华侨告诉笔者,扶余郡拥有著名的八景,即白马江沉月、扶苏山暮雨、落花岩宿鹃、皋兰寺晓钟、百济塔夕照、窥岩津归帆、水北亭晴岚、九龙坪落雁。由于郡厅特别注重文物古迹的保护,所以这八景今天仍可寻辨。八景中的扶苏山,曾经是百济朝首都的军事要塞,山上建有许多百济时期的亭阁及城堡,若是站在山顶的展望台,扶余全城尽收眼底。

    值得一提的是,在古都中心有一座定林寺,寺的大雄宝殿外矗立着一座五层石塔,塔高8.33,有花岗岩雕琢而成。石塔底层,由四通石碑围砌而成,由于1000多年来香烛的烟薰,其中大半文字漫患不清,唯有苏定方纪功碑仍可辨出数十字,碑文为楷书,阴刻,弥足珍贵。目前,这座五层石塔已被韩国政府列为第九号国宝。

    此外,与白江口海战相关连的山名或地名,还可举出很多,如公元660年,苏定方率军大破百济的破阵山(今扶余郡石城面,傍白马江东岸)、国师峰(破阵山北面),以及颁布皇帝诏书院里(今扶余郡世道面,傍白马江西岸),扶余城内的旧衙里、旧校里,等等,不胜枚举。

四、400艘倭船沉于筽篒岛海域

   公元663年的白江口海战,其军事线路图是这样的:

    唐大将刘仁愿及新罗国国王金法敏率陆上军队攻打周留城(今韩山,当扶余郡南,属辖舒川郡,傍白马江);水军则由刘仁轨及熊津都督扶余隆率领,船队从熊津沿白马江一路而下,会同陆军在周留城集合。不久,周留城被唐朝军队攻克,刘仁轨遇倭兵于白马江口,这场海战打得很激烈,历经四战四捷,终于把倭寇两万七千余众全部歼灭。

    史书载“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”,说明唐朝水军闻讯早有准备,当倭船尚未泊岸时,就在江口堵住敌船。又据韩国学者李基白教授所考,公元660年,苏定方率水军入百济,在白江入海口南岸(今属全罗北道群山市)登陆。结合这一地形特点,又通过白马江实地勘查,笔者得出如下的结语:白江口海战的四百艘倭船沉陷地点,应集中在群山湾白马江口、筽篒岛北的附近海面,即北纬36度、东经126.5度一带海域。另外,根据民间传说,百济三千宫女投江的故事,可判断沿白马江上溯,由韩山至扶余郡百花岩一带的江底,也有零星的沉船。

    笔者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,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四百艘沉江倭船,只是个大概数字,非实指。在打捞过程中,可能发现其中也有新罗和唐朝的战船。这些古战船如果能重见天日,必定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,比如战船的形制,船上供给以及海战时所用的武器等物品,它们对研究古代海战史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价值。

    在扶余郡宿一夜,次日晨起,郡厅文化财长(相当于我国的文化局长)金光善先生等人,亲临笔者下榻的忠南旅社致候。金光善先生熟知韩国史,他说:“关于公元663年发生的那场海战,敝人曾查阅过韩国和日本的有关资料,其中均有记载,唯先生所述及的四百艘沉江倭船,却只字未提。关于这一点,先生是否能提供更可靠的历史资料。”笔者闻此,遂将《旧事书》中记载的史实一一陈述给先生。

    金光善通史,他说,中国有旧唐书,也有新唐书,哪个版本所载史更为详实、可信?笔者答,《旧唐书》前半部全用唐代官修实录、国史旧本,故《本纪》、《列传》颇为详明,所载史事可靠。如百济国太子扶余隆降唐后,于公元6658月任司稼正卿一职,这在唐朝《增泰师孔宣公碑》记中得到印证。又如,唐咸亨四年(公元673年),朝廷因许敬宗所修国史不实,命刘仁轨等改修。刘仁轨既为国史撰修人,他对于自己所亲身经历的那场海战记载决不会有误。先生颔首表示赞同,并打算提请有关研究机构重视开发和保护这一历史遗产。

    文化财长金光善先生的这次探访,如同一次学术研讨会,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。光善先生获知笔者为勘查白马江海战史实,不远千里而来,至为感奋。他说:“谨遵郡守嘱咐,敝人昨晚就曾到旅社拜望,其时适值先生临白马江踏勘史迹,彼此未遇。故今日一早复往探候,至为欢欣。”笔者告诉他,今天下午我将离开扶余,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,我们彼此都变得恋恋不舍。末了,先生连连用汉语说:“一路平安!”

    (作者单位:上海《文汇报》社)

 

 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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