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济古国寻踪
徐作生
一、世事沧桑话百济
唐高宗显庆五年（660），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新罗国，受到西南部百济国的攻打。为解救这一危局，新罗国向中国唐朝发出紧急求援。
唐高宗（唐朝第三世皇帝李治）接到求援信后，立即颁发诏书，派遣大将军苏定芳率领10万大军，火速驰救
苏定芳的水军势如破竹，于百济境内的百江入海口南岸登陆，而此时的新罗军队也已通过了炭砚隘口，双方夹击，百济王朝的国都很快陷落，国王扶余义慈及太子扶余隆等58人被送往京师长安（今西安）。唐高宗李治后来采取宽宥政策，将他们全部释放。苏定方平定百济后，撤兵回国，留名将刘仁轨驻守熊津。唐高宗下旨，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、马韩、东明等五大都督府，分别统辖故百济的三十七郡、二百座城镇。
当时，为了感谢唐朝的救援，新罗国王制作了一面锦旗，上作五言《太平颂》，呈现给高宗，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：“大唐开鸿业，巍巍皇犹昌。止戈戎衣定，修文继百王。统天崇雨施。理物体含章。深仁偕日月，扶运迈陶唐。幡旗既赫赫，钲鼓何锽锽！”
不久，故百济国王之侄福信，联合一个叫道深的谋僧，率众打出百济的旗号，在周留城反叛。同时，他们还星夜派人乘船到日本，迎故王子扶余丰为新王。扶余丰潜回周留城后，伺机反扑。但由于内讧，福信将道深杀死，并其后众，自诩大将军，拥握兵权，而扶余丰仅仅是个“主祭”而已。这时的扶余丰心犹不甘，他暗中派身边的亲信，把卧于窟室中称病的福信一剑刺死。
唐高宗龙朔三年（公元663年）8月，日本以助百济复国为名，倾举国精锐两万七千余众，进攻新罗。“白袍大将”刘仁轨在新罗国国王金法敏的帮助下，率领他的水军，从熊津沿江引兵直下；随后，又在白江口与日本水军遭遇，双方发生激烈的海战。刘仁轨四战四捷，烧毁倭船400艘，日本残部投降，百济国王扶余丰化装成一个樵夫，慌张地扔下宝剑，脱身逃走（扶余丰后不知所终，一说他投奔高句丽，但于史无据），而他的两个王子扶余忠胜、扶余忠志以及仕女等全被捉住。百济诸城，皆复归顺。战斗结束，已是深夜，但见百江口附近一带的海面上，火势冲天，烈焰把云空和海水都变成红色，如史书上所记载的那样，“烟焰涨天，海水皆赤”。
白江口海战，日本水军几乎全军覆灭，此后900余年，倭寇未敢再犯朝鲜。新罗国力由此日益强盛，，在大唐的帮助下，它先后征服了百济和高句丽，于公元668年统一了大同江以南地区。公元735年，唐朝承认大同江以南的领土属于新罗。它遂成为朝鲜半岛第一个统一的国家，延续267年。
二、踏勘百济熊津古城
如今，历史越过了将近十四个世纪，古百济国旧地又是一幅怎样的光景呢？那令人思绪牵萦的白江口四百艘倭船位置究竟在何处？
2000年1月4日，经我国学术界牵头，笔者从上海起程，乘“紫丁香”轮，经东海、渤海和黄海，沿当年大唐水军的航行针路，探寻被历史的沙尘湮没将近14个世纪的四百艘倭寇船遗踪。
古百济国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，其大概位置在今韩国境内。史书中述及苏定方平百济，析熊津为都督府。熊津，据笔者考证，在韩国忠清南道所辖的公州市城郊。
赴熊津古城，交通还算便捷，从汉城搭乘京釜线新生活号列车，至忠清南道道厅所在地大田市，约需一小时三十分；再由大田西郊巴士站搭直达车至公州，约需50分钟。这条线路比较省钱。此外，也可在汉城高速公路总站乘坐直达车，行程约需2小时30分钟。
在公州博物馆，我拜访了申英浩研究士，他赠送我一本《百济故都——公州》画册。据考证，今公州市郊的公山城，即熊津古城遗址。从公州西南徒步行走约320分钟，可看到高高的山坡上，有一座由巨石垒砌而成的城墙，这便是闻名遐迩的熊津城。城中有镇南楼、拱北楼等名胜，登楼远眺，可望见公州市容及逶迤而流的锦江。目前公山城已辟为公园，供游人歇憩之用。
在公州的古熊津遗址勘查时，始终纳：古城不远处的一条大江，为何不叫白江，而称“锦江”？
又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显庆五年（公元660年），高宗征辽，命苏定方攻百济，围其都城，百济降唐。这里所指的都城，按其年代考证，显然是有别于熊津的另一座都城。那么，当时的百济都城在哪里呢？又查韩国学者李基白教授所著的《韩国史新论》，其文考定公元660年被唐朝军队攻破的百济都城为泗泚。
这个“泗泚”究竟何处？
在李基白教授的这部专著中，71页绘有新罗统一战争图，图中的“泗泚”标在熊津西南，周留城东北，则可知泗泚即今扶余郡一带。从图中还可以看出，熊津标有一个小圆点，而泗泚则标有双圈，说明泗泚在当时人口超过熊津，是一座繁华的都城。
三、白马江之谜被揭解
扶余在熊津西南约30公里，汽车行驶大概需要50分钟。公元538年，百济的都城从熊津（今公州）迁往扶余，一直到公元660年被苏定方攻陷，其间凡122年，作为古都的年代要比熊津长60年。
到达扶余的时间是1月11日中午时分，甫下旅馆，扶余郡厅办公室秘书就打来电话，约定我下午2点45分在郡厅办公室，届时俞炳敦郡守将进行接见。
郡守，是沿袭古代的职官名。始置于战国。秦统一全国后，以郡为最高的地方行政区划，每郡置守，掌治其郡。
由于我不谙韩语，承蒙忠清南道华侨协会会长高禄升先生想的周到，派扶余郡通晓韩语的两位老华侨作陪。
驱车来到郡厅办公大楼，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见到我，亲切地迎上前来，同我握手，连连说：“欢迎、欢迎”。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人就是俞炳敦郡守。在郡守办公室，墙壁上方醒目地挂着一块横匾，上面题着“与民同苦乐”四个隶体汉字。这块汉字横匾是当地一个叫宋溪水的老学究书赠的。我们彼此的交谈颇为投入。从百济的立国，谈到苏定方平倭，再叙到今天的中韩友好关系。当我向郡守提出开发白马江历史旅游资源、在扶余郡建立海战史博物馆这两条建议时，他高兴地颔首以答，表示要把这些建议提请研究人员关注。
是日晚，为解开白马江之谜，我遍访扶余郡的华裔。据当地一位沙姓老华侨说，听先辈口述，古代的白马江，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锦江。其上游，也即公州（古称熊津）上溯，经龙浦里，折东南流，经锦山，入全罗北道长水郡，这一段称锦江，古人也谓熊津江；若从公州开始往下，经扶余郡，折西南流，于群山附近注入黄海，这一段称白马江。整条江流呈∩形，全长410公里，可航里程130公里，为忠清南北道大动脉。
那么，这条白马江是不是唐代史书中述及的白江呢？回答是肯定的。古籍中不仅明确记载熊津江和白江这两段，而且对白马江，还提到这样一个典故——
“麟德二年八月，隆到熊津城，与新罗王法敏刑白马而盟。先祀神祗及川谷之神，而后歃血。”
这段史料告诉我们，公元665年，在唐高宗的撮合下，故百济国太子扶余隆与新罗国国王金法敏在熊津斩白马盟誓和亲。这“白马”，同指白马江；“歃血”，以指蘸血，涂于口旁，这是古人订盟时的一种仪式。
在扶余，关于百济古国的历史遗址历历可辨。在白马江南岸，沿着悬崖绝壁至江畔的下坡徐徐而行，有一座名为落花岩的陡壁，波光岩影，风光秀丽。民间传说，当新罗和唐朝的大军追到扶余，王宫内一片混乱，三千名百济宫女被联军追赶到这块悬崖边时，走投无路，遂投江于此。当时，一群子规在悬崖顶上盘旋，久久不愿离去。这就是古诗上说的“行人悲故国，啼鸟惜余花“这个出典。
此外，在扶余古都附近，还可发现半月城遗址、三忠祠（为哀悼殉国的将士而设）以及遭战火焚毁的军仓遗址和宫南池等等。宫南池位于扶余郡南郊，为一直径约300米的小湖，湖中央有亭阁，四岸皆植柳树，景甚优美。百济时代，这里是国王拥宫女泛舟戏水的地方。
一位世居扶余的老华侨告诉笔者，扶余郡拥有著名的八景，即白马江沉月、扶苏山暮雨、落花岩宿鹃、皋兰寺晓钟、百济塔夕照、窥岩津归帆、水北亭晴岚、九龙坪落雁。由于郡厅特别注重文物古迹的保护，所以这八景今天仍可寻辨。八景中的扶苏山，曾经是百济朝首都的军事要塞，山上建有许多百济时期的亭阁及城堡，若是站在山顶的展望台，扶余全城尽收眼底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古都中心有一座定林寺，寺的大雄宝殿外矗立着一座五层石塔，塔高8.33米，有花岗岩雕琢而成。石塔底层，由四通石碑围砌而成，由于1000多年来香烛的烟薰，其中大半文字漫患不清，唯有苏定方纪功碑仍可辨出数十字，碑文为楷书，阴刻，弥足珍贵。目前，这座五层石塔已被韩国政府列为第九号国宝。
此外，与白江口海战相关连的山名或地名，还可举出很多，如公元660年，苏定方率军大破百济的破阵山（今扶余郡石城面，傍白马江东岸）、国师峰（破阵山北面），以及颁布皇帝诏书院里（今扶余郡世道面，傍白马江西岸），扶余城内的旧衙里、旧校里，等等，不胜枚举。
四、400艘倭船沉于筽篒岛海域
公元663年的白江口海战，其军事线路图是这样的：
唐大将刘仁愿及新罗国国王金法敏率陆上军队攻打周留城（今韩山，当扶余郡南，属辖舒川郡，傍白马江）；水军则由刘仁轨及熊津都督扶余隆率领，船队从熊津沿白马江一路而下，会同陆军在周留城集合。不久，周留城被唐朝军队攻克，刘仁轨遇倭兵于白马江口，这场海战打得很激烈，历经四战四捷，终于把倭寇两万七千余众全部歼灭。
史书载“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”，说明唐朝水军闻讯早有准备，当倭船尚未泊岸时，就在江口堵住敌船。又据韩国学者李基白教授所考，公元660年，苏定方率水军入百济，在白江入海口南岸（今属全罗北道群山市）登陆。结合这一地形特点，又通过白马江实地勘查，笔者得出如下的结语：白江口海战的四百艘倭船沉陷地点，应集中在群山湾白马江口、筽篒岛北的附近海面，即北纬36度、东经126.5度一带海域。另外，根据民间传说，百济三千宫女投江的故事，可判断沿白马江上溯，由韩山至扶余郡百花岩一带的江底，也有零星的沉船。
笔者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，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四百艘沉江倭船，只是个大概数字，非实指。在打捞过程中，可能发现其中也有新罗和唐朝的战船。这些古战船如果能重见天日，必定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，比如战船的形制，船上供给以及海战时所用的武器等物品，它们对研究古代海战史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价值。
在扶余郡宿一夜，次日晨起，郡厅文化财长（相当于我国的文化局长）金光善先生等人，亲临笔者下榻的忠南旅社致候。金光善先生熟知韩国史，他说：“关于公元663年发生的那场海战，敝人曾查阅过韩国和日本的有关资料，其中均有记载，唯徐先生所述及的四百艘沉江倭船，却只字未提。关于这一点，先生是否能提供更可靠的历史资料。”笔者闻此，遂将《旧事书》中记载的史实一一陈述给金先生。
金光善通史，他说，中国有旧唐书，也有新唐书，哪个版本所载史更为详实、可信？笔者答，《旧唐书》前半部全用唐代官修实录、国史旧本，故《本纪》、《列传》颇为详明，所载史事可靠。如百济国太子扶余隆降唐后，于公元665年8月任司稼正卿一职，这在唐朝《增泰师孔宣公碑》记中得到印证。又如，唐咸亨四年（公元673年），朝廷因许敬宗所修国史不实，命刘仁轨等改修。刘仁轨既为国史撰修人，他对于自己所亲身经历的那场海战记载决不会有误。金先生颔首表示赞同，并打算提请有关研究机构重视开发和保护这一历史遗产。
文化财长金光善先生的这次探访，如同一次学术研讨会，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。光善先生获知笔者为勘查白马江海战史实，不远千里而来，至为感奋。他说：“谨遵郡守嘱咐，敝人昨晚就曾到旅社拜望，其时适值先生临白马江踏勘史迹，彼此未遇。故今日一早复往探候，至为欢欣。”笔者告诉他，今天下午我将离开扶余，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我们彼此都变得恋恋不舍。末了，金先生连连用汉语说：“一路平安！”
（作者单位：上海《文汇报》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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